
台湾清明烧纸钱文化背后的情感与理性平衡
摘要
前年清明节前一周,我在台中认识的一位读者林先生,打来电话问我:“今年妈走满第三年,亲戚说一定要多烧纸钱,她在那边才不会吃苦。可我住大楼,每年在停车场烧,邻居都抱怨,我又不想完全不做,这到底要怎么拿捏?”
这通电话几乎浓缩了现代人对传统祭祀的纠结:一边是对逝去亲人的思念和家族规矩,一边是环保法规、邻里关系和自己的理性判断。表面看是烧多少纸、拜几张金银纸的技术问题,本质上却是:我们要如何在现代社会,用一种既诚恳又负责任的方式,与离开的人保持连接?
本文围绕这一点,透过民俗学、人类学与心理学的综合视角,梳理台湾清明时节烧纸的历史与象征意义,解析现代社会面对空气污染、公共安全、法规限制时,如何做出更聪明、更真诚的选择。文章不会把任何仪式当成“宿命开关”,而是把它视为情感表达与文化延续的工具:烧与不烧,都不是“会不会被惩罚”的问题,而是“如何更好地说一声我还记得你”的选择。
你会在这篇文章中看到几个真实感十足的故事:有人坚持传统仪式却和家人闹僵,有人完全不做仪式却在心里留下遗憾,也有人找到一种折衷做法,把祭拜变成全家沟通和疗愈的时刻。透过这些故事,我们会一起拆解几个常见误会——例如“烧越多越有孝”、“没烧就会衰运”,并提出更贴合当代生活的实践方式,包括减少纸张、集中焚烧、改用献花及公益捐款等。
重点摘要
1. 掌握传统纸钱习俗的历史与象征意义,理解仪式背后的情感逻辑,而非把它当作“灵界货币交易”。
2. 学会在清明节前与家人沟通祭拜期待,找到尊重长辈又兼顾法规与环保的折衷做法。
3. 了解环保替代方案与集中焚化机制,学习在减少烟害的前提下保留慎终追远的心意。
4. 学习处理“烧不烧”“烧多少”带来的亲情冲突与内疚感,让祭祀成为家庭对话与哀伤疗愈的机会。
5. 建立科学理性的价值观:仪式是表达心意的形式,不是操控命运的按钮,真正影响人生的是行为与选择。
目录
一、从“冥国货币”到思念象征:传统纸钱究竟在表达什么
二、仪式的第一层:在有限条件下做出真诚而稳妥的选择
三、仪式的第二层:时间、空间与家族关系的隐形影响
四、从纸堆到心灯:当环保思维走进清明祭祀现场
五、常见纠结与现实困境:问得出口的话与问不出口的心事
六、把仪式变成力量:让纪念亲人的方式走得更长远
七、参考文献
一、从“冥国货币”到思念象征:传统纸钱究竟在表达什么
每次提到清明焚烧纸张,最常听到的一句说法是:“烧给他们在那边花用。”这种说法看起来天真,背后却有深刻的文化脉络。
1. 纸钱的本意:不是贿赂亡灵,而是延续关系
在传统观念中,纸钱最早与真实货币并不完全等同,更像是一种“往生者也活在同一系统里”的象征。唐宋以来,中国出现了“冥币”的概念,人们会烧纸制作的钱币、衣物、器具,表面上是“寄东西过去”,实质是在表达:我们并没有把你从生活中删掉,你仍然在我们的经济与情感版图里占有一个位置。
我去年访问一位在台南开小吃店的吴老板,他提到爷爷过世时,奶奶坚持每年清明烧“房子、车子、手机”那种纸扎品。年轻一辈看了都觉得好笑,但奶奶的解释是:“你们每天都在用这些东西,我若不准备,他会不会觉得被遗忘在老时代?”这句话不关乎“那边到底用不用得到”,而是奶奶在努力把逝去的亲人接上现在的生活节奏。
换句话说,纸和火组成的,是一种象征性的“持续参与”:逝者不再持有身份证,却仍然被视为家庭的一员,有资格被“记得”和“照顾”。
2. 为什么纸钱很容易被误解为“交换条件”?
问题出在几个流行说法上:
“今年要特别烧多一点,否则他那边会生气。”
“你看最近都不顺,一定是长辈在那边缺钱。”
这种想法把仪式变成类似“灵界KPI”,烧多少就换回多少好运,好像多烧几袋就可以抵消拖延、任性、坏习惯。这是一种典型的“把责任外包给看不见的对象”的心理防卫机制:与其承认是自己没存钱、不早睡、工作不认真,不如归因为“祖先给的运不够好”。
但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来看,真正影响人生质量的,是可量化的行为——例如你有没有好好规划财务,有没有定期体检,有没有和家人保持健康沟通。任何“用纸换运气”的观念,都是对现实努力的逃避。
烧纸真正能提供的,是一种情绪上的安定感:当你对逝者心存亏欠时,仪式可以让你感觉“至少做了一点什么”,从而暂时缓解内疚。这种安定感本身并不是坏事,但如果用它代替行动,就会演变成迷信。
所以,纸钱更像是一封烧掉的情书,而不是能抵税的通行证。
3. 人为什么会紧抓仪式不放?
很多人以为,是“怕不做会出事”。其实更多时候,是“怕不做就承认对方真的离开了”。
我认识一位高雄的中学老师陈小姐,她34岁那年失去父亲,之后三年每次清明都坚持照父亲生前的方式准备供品和纸扎。她跟我说:“如果连这些都不做了,好像他真的不存在了。”
你可以把仪式想成“情绪的扶手”:在哀伤最陡峭的时候,它帮你撑住身体,不至于摔倒。但是楼梯总会走完,最终你得学会不用扶手也能走路——也就是学会在日常生活中,用别的方式承载那份思念,比如每年写一封信给他、做他以前爱吃的菜、去一趟他生前想去却没机会去的地方。
换句话说,仪式重要,但不该是唯一。
二、仪式的第一层:在有限条件下做出真诚而稳妥的选择
再回到开头的林先生。他的问题其实可以拆成几个层次:邻居抱怨、消防安全、长辈期待、自己的心意。
1. “不烧就不孝”是真的吗?
林先生的姑姑非常坚持:“你妈妈生前最重视清明,你现在连烧点纸都嫌麻烦?”这句话刺中他的内疚。
但如果把“孝”拆开,你会发现它包含很多维度:
? 生前有没有尽量陪伴与照顾
? 逝后有没有妥善处理遗物与后事
? 是否依旧照顾好其他家人,例如仍在世的另一位长辈
? 有没有延续对方重视的价值观,例如诚实、负责、勤奋
相较之下,纸张的数量反而是最表层的部分。
我曾经问过一位从事安宁疗护的医生许淑芳,她说:“我在病房听过的最后遗言,从来没有人说‘记得多烧纸给我’,大多是‘要好好过日子’‘帮我多照顾妈妈’‘你不要太内疚’。”
这并不是要否定仪式,而是提醒:不要让表面的“多”掩盖了真正重要却困难的“到位”。与其多买三大袋纸,不如多花两个小时陪年迈的母亲聊天,听她如何怀念过去的生活。那才是真正“送到心里”的东西。
2. 能不能烧得少一点,但用心多一点?
面对大楼禁烧、社区规定严格的现实,林先生后来和家族开了一个家庭会议。他提出几个方案:
? 每年固定选一天,全家回乡下老家和伯父一家一起祭拜,在乡间公墓集中焚烧,由伯父协调当地习俗和场地安全。
? 自己在都市住家附近改为以鲜花、水果、写信的方式祭拜,透过手机拍照传给家族群组,强调“形式不同,但心意同样”。
? 把过去准备纸钱的钱固定留一部分捐给妈妈生前关心的儿少机构,每年清明由全家人一起决定要捐到哪一个单位,并在祭拜时向妈妈“报备”。
起初,姑姑很反弹,担心“没烧会不会被说话”,也担心“你妈在那边会不会没面子”。后来是林先生拿出一段他母亲生前的录音,里面妈妈反复叮咛的是:“你要存钱,不要乱花。”姑姑沉默了一会儿,说了一句:“她如果在,还真不一定愿意你烧那么多。”
他们最后达成的折衷是:在乡下集中焚烧一定数量的纸钱,象征性表达心意;在都市则以无烟的方式纪念,并坚持每年做一项与妈妈价值观有关的善行。
这个做法反常识的一点是:他们不是在“求逝者保佑自己顺利”,反而更在意“我们活着的人怎么活得对得起她”。这是一种从“向上求”转为“向内省”的转向。
3. 仪式的底线:安全与法规不能拿来讨价还价
还有一个经常被忽略的现实:开放空间焚烧纸张,在空气干燥、风势强的情况下,的确存在火灾风险;在密集住宅区,大量烟雾也会对儿童、老人、气喘患者造成困扰。
消防单位每年清明都会发布公告,提醒民众注意火源、配合集中焚化设施。部分县市也逐步提供“环保祭祀区”,设有金炉、专人清理,甚至开放“代烧”服务。
有一位住在新庄的王小姐,每年清明都会带着两个小孩到殡仪馆旁的祭祀区,她说:“以前我们也在巷口烧,但隔壁阿姨有一天拿着吸入药跟我说,她孙子每次看到烟就咳得很厉害,我才发现我在做的事对别人造成伤害。”
很多人会说:“烧几张而已,有这么严重吗?”问题就在于,每个人都觉得“就我这几张”,全城加起来就成了严重的空气污染。真正的信仰是:愿意思考自己的行为对他人和环境的影响,而不是只顾着完成自己的仪式。
所以,一个负责任的底线是:安全与法规绝对优先于仪式形式。真正的“敬”,永远不会建立在伤害别人健康的基础上。
三、仪式的第二层:时间、空间与家族关系的隐形影响
很多家庭关于祭祀的争吵,其实不是在吵“烧不烧”,而是在吵“谁说了算”“谁比较孝顺”。
1. 清明变成一场“孝顺竞赛”?
我认识的一位台北银行职员刘先生,每次清明都要回桃园老家。他的大哥在家族群组里很积极:
“我已经买了十箱纸,大家记得准时回家帮忙。”
“谁没回来就自己看着办。”
久而久之,清明变成一张“出席纪录表”,仿佛没参加就代表不孝。
但真正让刘先生压力大的,不是回家本身,而是那种“你态度不够虔诚”的暗示。他曾经提出“可不可以改用部分纸钱、部分捐款”的建议,大哥立刻回一句:“你现在翅膀硬了,就想改爸妈的规矩?”
有趣的是,他们的父亲在世时,其实是不太讲究仪式的人,反而是大哥把“守规矩”当成维护自己权威的工具。
这提醒我们,关于纸钱的决定,有时候是家族权力结构的延伸。谁掌控祭祀,就掌控了“道德解释权”:谁可以被称为“有心”,谁会被贴上“冷血”的标签。
2. 如何把“争谁比较孝”转成“我们一起纪念他”?
在这种结构里,最难的是打破“非黑即白”的框架——不是只有一种做法是对的,而是可以一起设计一套新的共同仪式。
有一次,刘先生鼓起勇气,先单独约大哥喝咖啡。他没有一开口就谈“环保”,而是从两个人共同的记忆谈起:“你记不记得小时候爸带我们去河边放风筝?我后来想到,那种感觉才是最难忘的。”
等到气氛变得柔软一点,他才说:“我知道你很辛苦一直扛着这些事,我其实也想多承担一些。但我在台北住的环境跟你在桃园不同,有些事情真的无法原封不动照做。我们是不是可以一起想一个方式,既让你觉得有交代,也让我做得到、做得安心?”
最后,他们达成共识:
? 清明那天照旧在老家办理传统仪式,由大哥负责主导。
? 另选一年中对父亲重要的一天(例如生日),改为由刘先生在台北发起,带全家一起去父亲生前最爱的老街吃饭,晚上在家里看一部他爱看的老电影,并在饭前各自说出今年对父亲的想念与感谢。
? 关于纸钱的数量,约定逐年略减,每年先说明理由,比如“今年爸如果看到你孙子的成绩单,一定比看到一整车纸更高兴”。
他们没有立即大幅削减焚烧,而是让调整像“松土”一样慢慢进行。几年后,大哥自己也开始说:“好啦好啦,纸不要买太多,留一点给孩子补习比较实在。”
这说明,真正的转变很少来自辩论赢了,而是来自关系被修复。
3. 时间点与仪式密度:不是越多越好
还有一个容易忽略的层面,是“频率焦虑”。有些人不仅清明烧,逢年过节各种日子都烧,久而久之,自己也觉得累,却又不敢停。
我认识的一位新竹工程师张小姐,每次谈到这件事都很苦恼:“我几乎每个月都得回去一次帮忙拜,久了就像在打卡,反而没有办法好好静下来想他。”
后来她做了一个很反直觉的调整:把仪式“减频加深”。她和母亲商量,把很多“凑热闹式”的烧纸改成简单献花,保留三到四个对父亲来说真正重要的日子,保证那几天全家人可以放慢脚步,重新讲起与父亲有关的故事。
她跟我说:“以前拜太多次,反而每一次都很赶。现在次数少了,每一次我都更专心。”
这有点像运动:不是每天做五分钟敷衍地拉伸,而是每周挑几次认真运动。纪念亲人也是一样:不是用大量的形式,填补心里那一块空,而是用有质量的时间,把回忆整理成力量。
四、从纸堆到心灯:当环保思维走进清明祭祀现场
随着空气品质的讨论、极端气候的频率增加,越来越多人开始思考:我们的祭祀方式,是否也该对地球负责?
1. 环保祭祀不是“没诚意”,而是“换一种照顾方式”
有人担心,改用鲜花、献茶、默哀,会不会让长辈觉得“少了那股味道”?
我有一位在嘉义教书的朋友邱老师,几年前开始带学生拍纪录片,记录当地传统祭祀与环保议题。她带学生去采访一位八十多岁的老木工张伯伯,这位长辈说了一句很值得记的:
“以前没有瓦斯,是不是大家都烧柴?现在改瓦斯,是不是大家说比较安全、比较干净?有谁会觉得不用烧柴就是不尊重锅碗瓢盆?拜拜也一样啊,只要你还记得他,是烧纸还是献花,哪有那么大的差别?”
这句话一针见血地点出一个重点:技术会进步,但尊重不该停留在旧的技术上。今天我们有更安全、更环保的方式,选择更新不是背叛祖先,而是继续用他们教给我们的原则——例如节俭、不浪费——来面对新的世界。
2. 环保替代方案的具体做法
现实中,有几种已经被很多家庭采纳的做法:
? 集中焚化
不少县市公所会在清明节提供“集中金炉”,由专业人员统一焚烧,减少火灾与空气污染的风险。民众可以把纸钱集中送到指定处,既维持传统,也比较安全。
? 限量象征
把纸钱限定在某一个数量或金额,更多着重在“写上自己的祝福”,如在纸上写下想对逝者说的话,再一起焚烧,让火变成“传递心声”的过程,而不只是制造烟。
? 改用无烟祭祀
包括鲜花、素果、水、熏香、静默、写信、播放对方生前喜爱的音乐等。很多殡园区也设有无烟祭祀平台,让民众在相对清洁的环境中表达心意。
? 转化为公益行动
有家庭会决定:每年固定把原先要买纸钱的一部分费用,改为捐给环保团体、照顾弱势、或支持与逝者价值观相关的组织。例如一位曾经教书的长辈,家人每年帮他捐一笔钱给偏乡教育基金。
这些做法共同的理念是:不用再假装逝者需要物质,我们可以用他们的名义,把资源投入他们生前在乎的议题。
3. 当孩子开始问:“纸烧掉会不会害地球?”
环保意识强化的另一面,是下一代会提出很锐利的问题。
一位住在台中的单亲妈妈杨女士跟我说,去年清明,她八岁女儿看着熊熊燃烧的纸堆,突然问:“妈妈,如果大家都这样烧,地球会不会生病?”她愣在当地,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
她最后选择诚实:“对,地球会不舒服。但我现在也在学习,明年我们一起想一个对外公和对地球都比较好的办法,好不好?”
这其实就是一种很好的教育机会:让孩子知道,传统可以讨论,可以调整;我们可以在爱家人的同时,也学着爱这块土地。
第二年,她们一家改成在墓园旁的小河边捡垃圾,顺便向外公告:“这是外公今年收到的礼物。”女儿后来说了一句让她很感动的话:“外公以前最爱河边,现在河边变干净,他一定很喜欢。”
这种转化,把“烧纸”的能量换成具体照顾环境的行动,让逝者的存在感,从烟雾变成可以被看见的善。
五、常见纠结与现实困境:问得出口的话与问不出口的心事
围绕祭祀,很多人心里都有疑问,却不好意思说出口。以下整理几种常见情况。
问一:如果我今年没办法回乡祭拜,真的会“被记恨”吗?
先从现实面说:一些长辈可能会有情绪,觉得“你连一年一次都没空”。这确实需要你事先沟通与表达歉意,而不是默默消失。
但从逝者的角度来看,我们没有任何科学证据显示,有一个“考勤系统”在记录你参加祭拜的次数,然后发放好运或坏运。比较严肃的看法是:如果你因为健康、工作或照顾其他家人的需求,暂时无法回去,那也是一种被迫的取舍。真正重要的是,你有没有在其他时间想起对方,有没有在生活中活出他曾经期待你活出的模样。
实务上,你可以这样做:
? 提前跟长辈说明自己的难处,并主动提出替代方案,比如同一时间在所在地拜一份简单的供品,拍照传给家族群组。
? 寄一封手写信给家族中的长辈,用更详尽的文字表达自己的想念以及未来会如何安排探望。
? 在方便的时候再安排回乡探亲,哪怕不是清明当日,也可以在墓前或灵位前好好说话。
仪式值得重视,但不必把某一个特定日期绝对化。人的感情不会被日历限制。
问二:长辈坚持要烧很多,我反对会不会太“理性冷血”?
你不是要当冷血的裁判,而是要当有耐心的“翻译者”:把自己的担忧翻译成长辈听得懂的语言。
例如,你可以从健康和安全角度说:“妈,最近你不是常咳嗽吗?我们今年稍微少烧一点,我帮你准备一些你最爱的水果,我们边拜边聊,说不定爸爸比起看到一堆纸,更开心看到你身体好好的。”
重点是让长辈感受到:你不是要取消仪式,而是要把仪式变成对他们更友善的过程。对很多老人来说,被尊重比形式更重要。
此外,也可以提议让长辈参与新的做法设计。例如请他们挑选照片做成纪念相册,或者录下他们讲述逝者的故事,让孩子、孙子以后还能听到。这些都是升级版的“祭品”:不是烧掉,而是留存。
问三:我不太信这种习俗,但家人很在乎,我是不是应该勉强自己配合?
这类矛盾在跨世代家庭特别常见。你也许是接受现代教育、重视科学论证的人,对所谓“烧了就会保佑”存疑,但你也清楚,这是家族情感的一部分。
一个可能的折衷方式是:区分“信仰内容”与“家庭礼仪”。你可以在心里把参与祭祀当作一种“出席家族会议”,而不是承认某种超自然机制。
我认识的一位心理师黄小姐,就是这样处理的。她说:“我一边帮妈折纸钱,一边跟她聊她最近关节痛、邻居八卦。这对我来说,比纸本身重要。纸对她是信仰,对我则是聊天的媒介。”
换句话说,你不必为了配合而在心中假装相信,但可以用自己的解释框架,找到参与其中的意义。
问四:若逝者生前不在乎这些礼数,我还要跟着传统吗?
这时可以回到一个核心问题:你是在满足谁的期待?
有位读者李小姐,她的父亲生前就说:“以后不要烧给我,你们拿去旅游、吃好一点,我在旁边看就好。”父亲过世后,她就坚定地跟亲戚说:“他生前已讲得很清楚,我们照他的意思做。”
亲戚一开始不习惯,但看到她每年清明都会带母亲出门,去父亲以前想去的地方,顺便带着父亲的照片一起拍照,久而久之也不再批评。
如果逝者生前已有明确表达,那就是最重要的“遗愿”。尊重他本人的看法,是一种高层次的敬重。
问五:我总觉得没烧够、没拜好,好像对不起他们,这种罪恶感要怎么办?
这里就涉及哀伤与自责的心理议题。很多人会把生前没做到的事,全部压在死后仪式上补偿。
一位曾经失去母亲的读者周先生跟我分享,他有一段时间迷上各种“补救仪式”,跑去拜各种神明,买大量纸扎品,总觉得“如果我烧得够多,妈妈就不会怨我当年不够孝顺”。
直到有一次,他在整理旧信时看到一封母亲写给同事的信,里面提到:“我儿子虽然忙,但我知道他已经很努力了。”那一刻他才意识到,母亲对他的评价,远比他对自己的苛责温柔。
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“内在父母”,意思是我们把父母的声音带进心里,久而久之会自己扮演那个责备自己的角色。此时,一个比较健康的做法,是尝试想象:如果对方还在,他会怎么对自己说?多半不会是“你为什么没多烧两袋纸”,而是“你别再这么苦待自己了”。
在这种情况下,可以把罪恶感转化为实际行动——例如把那份“想补偿”的心,用在对待还活着的家人身上,让遗憾不要复制。
六、把仪式变成力量:让纪念亲人的方式走得更长远
如果我们不把纸钱当成“命运通关密语”,而是当成表达情感的一种形式,那问题就会变成:有没有更丰富、多元、持久的方式,让爱的痕迹留得更久?
1. 从“求保佑”到“学价值观”
许多家庭的祭拜,对孩子来说只是“大家鞠几个躬、抢糖果”的活动,很难真正建立对逝者的认识。
我认识一位在花莲经营民宿的业者林太太,每年清明都会带着一叠旧照片,放在桌上,一边整理供品一边跟孩子说:“这是阿公十几岁时候挑木材的样子,这是他第一次在山里迷路的故事……”
后来孩子长大后,已经不太在乎纸上写多少字,更在意的是:“阿公当年那么苦,还坚持完成学业,那我现在遇到挫折是不是也撑得过去?”
这种从“求保佑我顺利”到“我学习你的精神”的转变,是仪式能到达的最高层次。逝者不再只是“可能会发怒的灵体”,而是一个真实的人,他的人生经验成为后代的支撑。
2. 把纪念融入生活,而不是只放在祭日
真正深刻的怀念,不会只被压缩在某一天。
一位在台北开咖啡馆的王姐,她的母亲生前最爱做的是菜包。母亲离世后,她在店里推出一款“阿母的菜包”,把母亲的食谱调整成适合现代人口味的版本。每当有顾客问起,她就会笑着讲起母亲如何在台风夜里蒸了一整晚,只为了让隔天赶路的工人有热食。
她跟我说:“对我来说,店里每天飘出的那股菜包香,比一年一次烧纸更像是一种陪伴。”
这是一种把怀念转成创作、转成事业、转成日常习惯的方式。有人用菜,有人用音乐,有人用旅行,有人用写作。共同点是:那个人没有只活在公墓或灵位前,而是活在你每天的选择里。
3. 仪式可以改变,但“记得”这件事不要断
时代一定会继续变,法规会修正,环保标准会更严,生活空间会更紧。许多我们以为“永远不变”的形式,多半都会在某一代慢慢被改写。
在这个过程中,最重要的不是守着每一个细节不放,而是问自己:当这些形式都被迫改变时,我有没有练习过用别的方式,说那句“我仍然记得你”?
有的人会选择每年写一封信,记录这一年的变化,然后存放在一个专属于那位逝者的小盒子里;有的人会在社群平台上开一个纪念相簿,为他整理照片与故事;有的人则是在每次做重大决定前,留一点时间在心里“和他聊聊”。
当这类习惯形成,你会发现,仪式已经从“怕不做会有报应”的畏惧,变成“愿意做一点什么让爱延续”的自发。
结语
如果把我们对逝者的思念比作一条河,纸钱只是其中一只渡船。它曾经在特定时代提供了方便的穿越方式,但河道会改变,船的材质也会更新。真正不应该干涸的,是那条河本身——你愿不愿意继续记得那些教你走路的人、骂你不要太晚回家的声音、在你跌倒时扶你起来的手。
人与人之间的情感,不靠烟雾才能抵达,也不会因为少烧几张纸就消失。仪式可以是出发点,却不该是终点。最终能真正守护你人生道路的,不是某一次焚烧,而是你在现实生活中如何照顾家人、面对责任、珍惜时间。
当你下一次在清明节前犹豫要不要买那一大袋纸,不妨先问自己两个问题:
“我今年有没有用心活成他可能会骄傲的样子?”
“有没有一个具体的行动,可以让他的故事在这个世界再亮一点点?”
如果你能找到答案,无论你最后选择烧或不烧、烧多或烧少,你都已经在做一件价值比纸更高的事:把原本可能变成迷信的仪式,转化成一堂温柔而深刻的人生课。
参考文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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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淑丽 2017 环保祭祀与地方政策:台湾殡葬制度的环境转向 国立政治大学公共行政学系硕士论文
黄春木 2019 清明祭祖与当代意义 人文与社会科学集刊 11 2 85-120




